根据特朗普展示的图表，美国拟对欧盟、越南、日本、印度、韩国、泰国、瑞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贸易伙伴征收20%到49%不等的关税。

　　如此大规模的加税，远高于许多国家的预期，一旦施行，将会给美国、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重大影响。

　　如果我们把观察视角拉长，从美国建国至今的200多年里，贸易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占据了美国政坛思潮更长时间。事实上，在美国建国后的100多年里，制造业一直面临来自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而在美国历史上，需要缴纳关税的产品平均税率，最高曾达到62%。

　　“美国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基本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厂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通过互惠协定减少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

　　这些“3R”目标（税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互惠，reciprocity）一直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追求。

　　不过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三个基本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其一直处在动态的博弈之中，并在美国每一阶段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而在美国建国后的200多年历史中，美国贸易政策又可以以“3R”目标划分为3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创造关税收入是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

　　第二个时代是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南北战争导致了有利于共和党的政治洗牌，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成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

　　第三个时代是从大萧条至今，大萧条导致了有利于的政治洗牌，因此，旨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互惠贸易协定成为第一先考虑对象。

　　与此同时，在这三个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其实施的贸易政策在两党之间都有过激烈争论，但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所有这些争论和分歧在政策确立后想改变非常困难。

　　站在当下来看，某一些程度上，特朗普的一系列关税举措正在根本性扭转美国与全球达成的贸易共识，回归美国过去历史的常态化——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目标是重塑美国的产业优势及实现贸易平衡。

　　但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对美国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首先，很明显能看到的一点是，如果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手段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滞涨”风险。

　　短时间内，美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下行将难以避免。客观上讲，关税的本质是税收转移，政府增加收入，企业与消费者承担成本，这相当于财政紧缩。而这将短期内推高美国物价，长期抑制消费者需求，形成“滞涨”困境。

　　尽管特朗普声称其系列政策将每年为美国增加6000亿美元收入，并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占其外贸总量的75%，加征一定的关税将直接推高进口商品的价值，摩根大通预计每个美国家庭年支出或增加1700美元，高盛已将2025年美国经济稳步的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

　　同时特朗普意图通过关税倒逼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一意图的成功性仍待商榷。一方面，美国依赖进口的中间产品（如半导体、药品）被豁免关税，显示了政策对关键行业的保护性妥协。

　　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同样依赖全球供应链，且美国本土人工成本高企，短期内难以形成替代产能。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我们也看到其发起的关税战——对价值约3800亿美元的数千种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总的来看，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弊大于利，减少了美国的产出和就业。

　　根据国际研究智库Tax Foundation估计，2018-2019年贸易战关税导致长期GDP减少0.2%，资本存量减少0.1%，全职工作岗位减少14.2万个。

　　那么，问题来了，从特朗普目前的一系列举措来看，其真的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麦金莱1896年当选总统，1900年连任。1901年9月，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享年58岁，是美国立国后被刺身亡的第三位总统。

　　在麦金莱执政时期，其上任第一年就通过了《丁利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关税推高到57%，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历史顶点。该法案也是美国历史上实施时间最长的关税法案，持续了12年。

　　但也正是在麦金莱时代，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1890年，麦金莱说：“我们在农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矿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推行保护性关税29年后拿回的战利品。其他体系能实现这种繁荣吗？”

　　在特朗普看来，麦金莱时代正是美国的黄金时代，特朗普想效仿麦金莱，带领美国重回那个时代。

　　但一体两面的是，在1930年另一位共和党总统胡佛用了同样的方式，却将美国带入了大萧条时代。

　　在1930年6月17日，美国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胡佛的这一举措，很快引发了“关税报复的螺旋”，随后，25个国家对美国商品加征一定的关税，贸易战剧烈升级。

　　这使得当时的美国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急剧萎缩的贸易，让美国经济萧条进一步加剧，重创美国的工农业。

　　而在当时，美国国内衰退也带来了剧烈的外溢影响，引发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崩溃。

　　因此，特朗普想成为麦金莱第二，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同样不是没有可能特朗普将成为胡佛第二，使得美国经济进一步走向衰退。

　　前面提到，“对等关税”计划，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其也是1947年现行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最重大的政策变革之一。

　　可以说，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直接无视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用单边行动替代多边协商。这种不对等性直接挑战了WTO的公平贸易规则和现有的全球多边贸易框架，容易引发报复性关税的连锁反应，并将进一步损害全球贸易运行，拖累全球贸易。

　　根据OECD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受美国不确定的关税政策影响，全球经济稳步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OECD分别下调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0.2和0.3个百分点至3.1%和3.0%。

　　此外，在对等关税宣布后，欧盟表示已制定反制计划，拟对美国农产品、汽车等加征一定的关税；加拿大、日本等已明确说将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巴西通过《经济对等互惠法》授权政府实施报复；韩国启动汽车行业紧急支持措施以应对冲击……

　　而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多边贸易体系可能加速碎片化，转向以区域协定或双边谈判为主导的格局，增加全球贸易的制度成本。

　　除了贸易层面，关税政策也将迫使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加速区域化重组。其中，韩国、德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首当其冲：韩国近期遭遇“股汇双杀”，汇率跌至16年新低，股市大幅下挫；德国制造业PMI因出口订单下滑而收缩。

　　具体来看，美国对汽车、芯片、药品等行业加征25%关税，将迫使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比如，更多非美国车企加速供应链大分流，重新在低关税区设厂生产；欧洲研发制药企业可能加速在美设厂以避免高关税。

　　不过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短时间里，供应链调整仍难以快速完成，而这将导致中间品短缺和成本上升。

　　同时，美国对等性关税也暴露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脆弱——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大的经济体将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以低端商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

　　2024年，越南、印度、日本、韩国对美国出口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29.5%、18.3%、20%、18.8%，美国是以上经济体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市场。

　　以越南对美出口为例，家具、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占越南对美出口总额的四成左右。由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利润率低、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美国对越南加征一定的关税将显著冲击越南出口，影响越南经济和就业。比如，越南的纺织业和电子组装业利润率普遍低于10%，额外关税将直接挤压企业生存空间。

　　而在对等关税的威胁下，部分经济体也可能通过降低关税、加大美国商品采购等方式予以妥协让步，而这或导致其本土产业遭受美国商品冲击，尤其是缺乏技术优势的农业和制造业领域。

　　更长期来看，随着特朗普关税计划的进一步落地，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还可能分裂为“关税同盟”与“非关税集团”的对抗格局。

　　从第一个任期以来，在国际关系方面，特朗普就一直抱怨“北约和其他盟国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

　　所以此次特朗普关税计划，特针对的目标也不仅限于“竞争性国家”，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加拿大等。而这种对同盟关系直接以经济利益作为考量的行为。也将导致地理政治学与经济联盟的加速分化。

　　在特朗普关税计划细节出炉后，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做出回应。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称美国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将引发贸易战。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称，美国宣布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10%的关税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尽管英国对仅被加征10%关税表示“宽慰”，但欧盟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强烈批评美国政策，强调维护多边体系；日本、韩国在安全依赖与经济利益间陷入两难。这种分化也可能削弱美国在G7、G20等机制中的领导力，推动欧盟加速“战略自主”议程。

　　若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反制阵营，则可能面临美国市场准入限制；若妥协则需要承受国内产业保护的压力。比如，巴西选择通过立法授权报复，而哥伦比亚则试图通过弹性关税调整平衡就业与通胀。

　　此次加征一定的关税的范围与税率几乎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全部商品类别，平均关税水平飙升至战后罕见的高度。

　　与2018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相比，此次关税冲击更为猛烈——美国对华进口关税在短短两个月内提高了20个百分点，远超上一轮贸易战四年间16.2个百分点的增幅。

　　高关税直接挤压了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电子科技类产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等传统出口行业首当其冲。

　　美国加征一定的关税清单中包括了钢铁、铝、汽车及零部件等额外25%的行业性关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的相关这类的产品（如汽车及零部件）实际关税负担可能高达79%之巨。

　　总体来看，超高关税将显著削弱中国对美出口，短期阵痛难以避免，但中国出口结构也会因此迎来调整机遇。

　　比如，虽然美国市场每年仍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需求，但中美经贸依存度已在过去几年下降——中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从2018年的近20%降至2023年的约13%，创数十年新低。

　　同时，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新兴市场寻找机会。

　　接下来于中国而言，在外部压力下，可能会加速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型，推动产业升级，稳固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特朗普新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传统商品贸易，也伴随着对高科技领域更严厉的制裁和管制措施。

　　2025年3月下旬，美国商务部将包括50余家中国高科技公司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有12家与AI等相关的机构及企业在列。

　　特朗普政府此次关税配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措施，意在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但相较于2018年首次贸易冲突，当前中国科技产业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例如，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产研发和创新进程有明显进展。

　　从长远看，中国科技界能够清醒认识到需降低对美技术依赖，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拓展欧亚技术伙伴关系等方式，构筑多元化的技术合作网络。

　　比如，中国正与欧洲在新能源、人工智能伦理等方面寻求共同标准，也在国内加快培育芯片装备、EDA软件等薄弱环节的自主企业。

　　总体而言，特朗普新关税及配套科技打压政策将使中国科技产业短期遭遇更大的外部压力，但也将倒逼中国加速技术自主。

　　正如有分析所言，中国已不再是2018年时的被动应战者，而是具备更完整数字产业生态的竞争者，经历此番冲击后，中国科技产业有望在政府支持下逐步提升内生能力。

　　特朗普关税新政引发全球长期资金市场震荡，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市场也经历短期冲击与长期预期的变化。

　　消息公布后，全球股市避险情绪升温：截至4月3日美东时间下午6时35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期货合约价格分别下跌2.43%、3.6%和4.35%；亚太股市早盘集体下挫，日经225指数一度跌超3%。

　　相反，避险板块逆势走强：黄金矿业股普遍上涨，中国黄金国际、山东黄金等涨约2%，稀土板块和部分食品饮料股也上涨。这显示市场预期中国可能对美实施稀土反制，以及避险资金涌入抗周期行业。

　　A股市场方面表现相对坚韧，一方面，国内投资的人对贸易战可能升级已有预期，前期市场已部分消化；另一方面，当前A股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且中国官方明确说将采取一定的措施稳定经济稳步的增长目标，这增强了投资的人对政策托底的信心。

　　出口导向企业短期内承压，但与内需、产业升级、自主可控相关的板块可能获得市场关注，尤其是半导体、软件、高端制造和基建消费领域将持续受益于政策支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从中长期战略看，中国一直注重化危机为契机，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外合作布局。

　　比如，美国的打压倒逼中国加大对关键技术和产业链薄弱环节的投入，这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推动“制造业高水平发展”的契机。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也可能因自身经济承压而不得不回归谈判桌。此时，中国如果能稳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拓展战略，将占据更加有利的谈判位置。

　　[4]. 关于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八个问题，全球经贸面临巨大冲击，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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