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70年的阴谋：揭密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机构和间谍战争-亚洲ca88官方网站

　　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呈上了著名的《田中奏折》。同年10月昭和天皇召集了：首相田中义一；日本军方核心研究机构“铃木研究院”院长铃木贞一；日本军部四大元帅、寺内寿一、杉山元、畑俊六、永野修身等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田中奏折》。

　　在会上田中义一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的全面侵略中国的主张。“

　　铃木研究院”院长铃木贞一则汇报了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收集结果及各项数据分析，在听取汇报后昭和天皇及与会者均兴奋异常，陆军元帅杉山元甚至直接喊出了：“三个月即可”的狂言！

　　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对中国做全面侵略的决策确定了，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的各项准备工作。但“遗憾”的是从1932年日本挑起淞沪会战开始，所谓的“三个月”的美梦就彻底破灭了，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最后的失败！

　　但回顾这段历史时让我们奇怪的是日本在1927年为什么有这个勇气和底气提出全面占领中国的战略计划，甚至叫嚣能够3个月。要知道虽然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军事能力确实很弱，但这个在当时拥有4亿人口、10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仍然不是日本这种小国能够吞并的。

　　日本最高决策机构的决定依据又来源于哪里呢？其实日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其核心依据是来源于日本从1870年开始在中国持续了近60年的间谍活动。

　　据二战后对日本外务省及日军参谋本部文件解密后显示：从1870年开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向中国累计派遣间谍10.4万人次；为收集中国地理位置信息及军事情报信息，累计投入空军侦察机及相关侦察飞行器执行间谍任务5.6万架次；

　　在中国设立及建设各种名目的从事间谍工作的机构3万多个；从1870年到1931年的60年间在中国的间谍和策反等活动累计投入资金量已经无从查阅，但保守估计已超越了9000万美元，今天就让我们来解密日本60年的中国间谍战历史。

　　日本向中国最早的间谍活动要追溯到1870年，当时是由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总负责。当时的西乡隆盛是日本倒幕运动的总首领之一，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中的实权派。

　　这位典型的大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870年，西乡隆盛派遣日本陆军大佐池上四郎等3人进入中国，目的是初步了解中国情况，并制定后续详细的中国情报收集工作章程。

　　1872年池上四郎回国后，向西乡隆盛及日本陆军省汇报了中国执行的成果和对后续全面收集中国情报及渗透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领域的执行计划，从此日本对中国的第一轮间谍行动开始了。

　　1873年日本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情报机构“乐善堂”，这个在汉口黄金地段开张的药店凭借着日本军部的资金支持，在2年的时间里就在四川、北京、天津、上海开设了10余家分店，就这样日本在中国最初的情报网络形成了。

　　到了1878年在乐善堂下为日本收集情报的专业间谍和日本侨民已达到了3000余人。他们的足迹遍布：两湖、、两广、直隶、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甚至是新疆、西藏。其刺探的情报包括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各方面信息。

　　尤其是中国的地理信息和军事设施信息更是日本间谍最为关注的地方。据日本陆军省资料披露：早在1874年日本陆军就已经出版了《清国海南省地方图》，而这时中国自己都还没有这种详细的省级地图。可见日本信息情报收集的能力。

　　到了1890年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为了击败北洋水师，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日本开始全力投入对中国的间谍行动和军事情报收集。从1890到1894年期间，日本累计向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朝鲜半岛派遣专业间谍人员及浪人组织人数达到了近20000人。

　　这些人员的核心任务就是对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半岛的主要军港、军事要塞、军队驻扎地、军火库等重要军事设施进行详细的情报收集和地理测绘，并帮助日本绘制。

　　在这些谍报人员之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中文名：关文炳），这个在1885年以外交官随从身份混入中国的间谍，从1890年到1895年期间一直在中国的山东半岛徘徊，收集北洋水师及威海、胶州湾海防设施的全部情报。

　　这个资深间谍是第一个向日本军部提供北洋水师全部舰船详细数据情报的人，也是第一个向日本军部报告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实际损失情况的人。就是他的“努力”让日本海军对北洋水师情况几乎是了如指掌，也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失败命运。

　　甲午战后，日本成功在中国手中夺得了东亚的霸权。而中国的虚弱也让日本的野心进一步增大，一个完全吞并中国的计划开始了酝酿。为进一步掌控中国、强化对中国的渗透。

　　日本在甲午战后开始加大力度建设覆盖中国全境的间谍网络。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世界军事史中都绝无仅有的间谍机构“东亚同文会”，这个间谍机构在中国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专门在中国培养日本侨民子女从事间谍工作。

　　“同文书院专门教授奸细之术，在这里的孩子被培养几年后就被分配到中国的政府机构、军队和各大公司中去，有些人扎根于中国，一生都在中国做奸细。”

　　这样明目张胆地在中国领土上建立日本间谍学校，毕业后还能堂而皇之地输送进中国的政府、军队和商业机构中去任职，这种间谍组织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据日本方面资料披露：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校期间，经常被派出到中国各地去“实习考察”，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到中国各地去收集情报。这些学生每到一处都大量的收集当地能找到的一切文件，包括：交通图、矿产分布图、物产分布图、水系图等等，举凡这类资料统统收入囊中。

　　1901年到1945年“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潜伏”了45年，累计在中国培养间谍人员近10000人，几乎全部人员都输送进了中国的政府、军队和大型商业机构中。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系统收集中国地理位置、重要物产、军事设施等情报的最重要间谍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所绘制的中国各地区，其中的各项信息大都出自于“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活动成果。

　　1937年末，29军在河北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在飞机中得到了一张日军，当时29军中的一位作战参谋后来回忆说：

　　“那张是河北盐山县附近的，地图的精细程度比我国自己的万分之一还要准确得多。不但河流、道路非常准确，甚至部分村庄中有多少口水井都有标注，实在不可思议。”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方面也接收了大量的日军在华作战地图，这些地图信息之庞大、绘制之准确远非中国当时的可比。当时的总参谋长陈诚就叹息道：“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亚东文书院”却并没有随之覆灭，而是被整体转移回了日本，成为了今天日本的著名大学“爱知大学”！“爱知大学”自成立起就继承了“东亚同文书院”的全部间谍资料，并成为了亚洲地区中国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大学。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对中国的间谍工作已经完全抛弃了研究性质，而全部由军方直接负责起来了。1916年关东军在奉天成立了第一个军事，1918年又在哈尔滨设立了第二个军事。

　　在这一系列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1907年在大连建立的“满洲铁路调查科”。其下属机关分布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东京、纽约和巴黎。

　　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调查课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近10000名外围情报人员的庞大调查机构，成为了日本侵华前在中国间谍活动的枢纽所在。

　　同时为了配合日本军部的全面侵华，在这一段时期以“满洲铁路调查科”为核心的日本军方还策划了对中国政治和军事机构的渗透计划和对中国各地军阀势力的拉拢和策反计划。

　　1907年开始日本抓住中国北洋军阀进行新兵训练的机会，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向北洋军队系统内输送日本军事顾问和操兵教练。经过数年的渗透，当时北洋系统内包括：袁世凯、孙传芳、段祺瑞、张作霖等军事势力内部都有日本军事顾问的存在。

　　甚至在辛亥革命后连孙中山的身边都有日本军事顾问的身影，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政治及军事机构有了很强的渗透和把控能力。同时日本还在积极地对各地军阀进行拉拢和策反工作。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日本军方还特意编写了一份《中国各地区军事集团实力研究》的报告，并根据报告中的重点势力实施拉拢。当时中国的奉系张作霖、宁夏马鸿逵、直隶孙传芳等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日本方面的军事援助。

　　日本对中国60余年的间谍活动，其活动之猖獗、维持的时间之长、组织之庞大、情报收集之全面、对中国各阶层渗透之深、对各历史阶段关键战争影响之大，是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

　　也正是这60余年的情报收集，让日本最高决策机构自认为已经对中国了如指掌。但最终他们失败了！日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了解过中国，从未真正了解过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坚韧的民族，没有之一！也正是这份坚韧和不屈，才让我们在国破家亡的局面下能够团结一心，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